加入《重庆协议》的，既有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劳务输入地城市，也有重庆、成都、郑州这样的劳务输出大户。重庆市牵头组织这次会议，目的就是在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建立一个法律援助协作机制。

　　在令人震惊的山西“黑砖窑”案中，重庆市綦江县有兄弟俩幸运地逃了出来。为给两名农民工讨回公道，綦江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维权小组。但这两兄弟不认识沿途的地名，黑砖窑在山西什么地方，老板叫什么名字，他们都说不清楚，维权行动很快就陷入了窘境。

　　重庆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劳务输出大市，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已突破７００万人。重庆市想把劳务经济打造为“第一经济”，但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却很难完全到位。

　　很多劳务输出地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近年来，我国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需求在急速增加。２００６年，全国有１２万余农民工接受了法律援助，比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６５％。但是，全国农民工数量超过１亿，遇到难题、需要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显然远远不止１２万。

　　严格来讲，外出务工农民遭遇欠薪等问题，本不应由劳务输出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到异地去办理。我国实行的是法援属地管辖原则，受侵害的农民工应直接向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部门申请。但这需要经过一些调查程序，很费时间。而从感情上讲，农民工更相信家乡的法律援助机构。因此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农民工更多地是向家乡的法援机构求救。

　　据悉，重庆市这几年办理的农民工法援案件中，８５％的案件是到异地去维权。

　　上世纪９０年代末，我国部分城市开始发起建立城际间法律援助工作协作的机制。由此成立的城际间法律援助工作协作会议是一个松散型的法律组织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以农民工为主的外出务工人员。《重庆协议》的签署，将推动该协作机制向更成熟的方向发展。

　　据重庆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处相关负责人称，外出务工人员分散在全国各地，异地办案人生地不熟，取证难度相当大，成本要增加５到１０倍甚至更多，但成功率却远低于本地办案。

　　《重庆协议》签署后，农民工和法援机构都能摆脱这种两难境地。协议规定，签署城市的法律援助机构可相互委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，互相认可彼此的法律援助案件工作函、介绍信和法律文书。

　　在这种合作框架下，农民工维权既可以向家乡的法援机构求救，由家乡的法援机构负责办理委托手续，然后把相关材料转交给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；也可以直接向事项发生地的法援机构求助。如果受理申请的法援机构对申请人的情况有疑问或需要补充材料，可直接委托申请人家乡的法援机构调查取证，当地法援中心将无偿提供协助，办案的效率将大大提高。有专家评价说，这等于是在３５个城市、区的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开通了一条“绿色通道”。

　　同时，农民工也不必担心法律援助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。《重庆协议》还规定，协作城市对法律援助案件管辖权如有争议，从有利于申请人的角度做出选择。比如，目前引起广泛关注的“６·２９”重庆民工广东讨薪遭暴打致死事件，如果纳入这个框架处理，一旦当地警方对案件的定性不利于农民工，就可以由重庆的法援机构主办此案，而广东的法律援助机构协助调查取证。

　　签约的３５个城市、区（链接）